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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有光：进化使我们高估财富的重要性
多数人高估自己的能力、成就等，显著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。古人也说，文章是自己的好。然而，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，多数人低估自己收入相对于他人的收入。显著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，很少人认为自己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。这种错误看法，是否会使人们更加拼命赚钱，而快乐却不高呢？
网易研究局出品——中国人如何更快乐
你快乐吗？2020，中国迈向全面小康，物质生活富裕后，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，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？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？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？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NO.003 适应效应：突然中了大奖，你能高兴多久？
我们上星期讨论了Easterlin悖论，收入大量增加而快乐没有明（ 网易研究局专栏：《黄有光：富人比穷人更难获得快乐？》 ）显增加，并用相对收入的重要与环境恶化等来解释。现在，我们来讨论适应效应的作用。
大家都知道，当我们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后，我们的眼睛会逐渐适应环境，并在比平时低得多的照明条件下看见东西。这种适应能力高到使我们能够，在照明度相差一百万倍以上的不同环境中，都能相当正常地看到东西。（见Loewenstein & Shane, 1999。）
其实，我们对金钱也是这样，适应能力也很强！然而，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多数人都忽略或者低估了当前消费或享受对未来快乐的消极影响，以及当前的节欲或受苦对未来快乐的积极影响（Headey & Wearing, 1991, Diener等2006，Yu & Jing 2016, Emmerling& Qari 2017, Luhmann & Intelisano2018）。
大多数人都认为，当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，与其变成严重残废，像失去两条腿或是两只眼睛，还不如直接死去。我曾经在课堂和公开讲座上让学生或听众举手选择，他们对以上两种结果的偏好。不同场合下得到的结果大致上都是三比一，即选择直接死去的人数是选择变成严重残废的人数的三倍。不过，多项研究表明，四肢瘫痪的人的快乐程度只比健全的人的快乐程度低一点点（Brickman等,1978）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严重瘫痪的意外事故受害者的快乐程度，会逐渐回归到接近于事故发生以前的水平，而且他们因为自己没有死亡而感到庆幸。不过，只是接近以前的水平，不是超过，因此，我不建议你把双手双脚砍掉！
2012年，电视相亲节目《非诚勿扰》上有一位女嘉宾叫雷庆瑶，她3岁时被电击失去双手臂，然而，她克服困难学会用双脚穿衣、做饭、吃饭、写字、缝衣、骑自行车、游泳、绘画等，甚至写书、演电影等，成就非常高。【详见：雷庆瑶（2013）。】没有任何大残疾的人，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，是否就应该悲观失望，不求上进呢？
说回到钱的方面，许多人花很多钱和时间来买彩票。但是却有证据表明，中奖的人并不比未中奖的人快乐（Brickman等,1978; Sherman等2019）。为什么呢？
的确，在赢钱之后他们会一度很开心；但是他们的快乐水平很快会在几周内降低到大约原来的水平。他们原本以为在赢钱后就可以过上一种快乐得多的生活，但是这个愿望却落空了。因此，每周花费一笔钱，比方说100元，消耗时间与精力，来追求只有60元的预期回报，这实在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，除非你能从做一朝暴富的白日梦里，得到大量的快乐。进一步说，如果暴富对快乐没有真正的大影响，那么这种白日梦，也同样没有足够的理性基础。很明显，我们都受制于巨大的适应效应，使我们的快乐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来比较的参考点的选择，而不是简单取决于实际水平。然而，“人们似乎不能够预测到他们的参考点的变化”（Frijters, 2000）。因此，大多数人会过份地强调金钱的重要性。
其次是人们和自己以前或最近的消费或其他经历的比较或适应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；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古人早就有体会了。根据现代的研究，比较高的收入对快乐的正作用，约在4－7年内就几乎完全被适应所抵消了，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比较高的拥有房产的人（Di Tella & MacCulloch 2010，第228，229页)。
然而，到了现在，人们还是几乎完全没有把当前的高消费对将来的负影响考虑进去。因此，人们还是过高评价高消费对长期快乐的贡献（Gilbert等1998）。为何人们这么短视与不理性呢？这一方面应该是“造物弄人”，或者说进化使我们高估财富的重要，使我们强调累积，提高生存的可能性，即使对长期快乐不利（Ng 2003， Ahuvia 2008）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学会部分克服这种对长期快乐不利的倾向，包括避免过分重视金钱与消费。
与适应类似的是通过期望的影响。高消费（甚或其他方面的高水平）使人们提高对将来的期望值，使将来若达不到期望时，大量减少快乐。(见如Ng & Wang 1993，Stutzer 2004, McBride 2010, Luhmann & Intelisano2018。)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，澳大利亚女子游泳健将Emily Seebolm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初赛时获得第一，大家都期盼她在决赛时获得金牌，因而提高了她的期望。结果，7月25日决赛时，她只获得银牌。获得奥运银牌，本应该是可以大加庆祝的事。然而，由于她期望的是金牌，在记者采访时泪流满面，显然非常痛苦。约一个星期后（8月2日），一位没有很高的预期获牌的选手（澳大利亚的Jessica Fox）获得银牌时，她与家人都高兴异常，说是高兴到“超过了月亮（over the moon）”。预期的影响是多么大呀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（尤其是西方人）要让家人、朋友等获得“惊喜”（surprise）。没有预期而忽然发现获得，会特别高兴。
有人对奖牌获得者进行采访研究，发现铜牌获得者比银牌获得者更加高兴。银牌获得者心中想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失去了金牌的机会；铜牌获得者心中想，差一点不能获奖，幸而获得铜牌。如果不考虑这类心理因素，获得金银铜牌本身的价值比例大概是8：3：2。
第三，和松鼠、老鼠等动物一样，人类也有累积的本能；加上人际竞争与无所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，人们会牺牲健康、快乐、甚至生命等更重要的东西来拼命赚钱和消费。这在竞争性极强、物质主义盛行的东亚各国，更加明显。有人说，人们“用危害道德的方式赚钱，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钱”，长期快乐如何能够明显增加呢？
多数人高估自己的能力、成就等，显著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。古人也说，文章是自己的好。然而，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，多数人低估自己收入相对于他人的收入。显著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，很少人认为自己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。这种错误看法，是否会使人们更加拼命赚钱，而快乐却不高呢？
第四，随着生产与消费的增长，人们生存环境受到的破坏也会增加。世界银行的Easterly曾经分析得出，约有一半以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，但也有接近一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下降。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地增加快乐。
由于适应的强大作用，一个能够增加长期快乐的消费方法是，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，让消费量从低开始, 但不要低到影响健康，然后逐渐增加，包括在质量方面，就能够从逐渐增加消费的过程中，增加快乐。从这点看来，我们不必羡慕有钱人的孩子，认为他们不必自己辛苦赚钱，就能够有高额的消费。其实，有钱人的孩子，从小就习惯了高消费水平，因此，他们很难享受消费水平逐渐增加的快乐。相反的，如果他们以后遇到困境，不能维持高额的消费，他们会比普通人更加不能习惯，会更加不快乐。
另外一方面，太穷的人家的孩子，也是不幸的。这是因为，太低的消费，如果低到影响健康成长与发育，会减低将来的赚钱与享受生活的能力。这也是为何除贫是很重要的。因此，对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，包括大多数的你我，我们应该庆幸。有钱人的孩子是可怜的，因为他们被剥夺能够让消费逐渐增加的快乐；穷人的孩子是可怜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健康成长的条件。因此，我们大多数人是值得庆幸的。在我们自己可以感到庆幸的同时，是否也应该争取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呢？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我们帮助他人，做出贡献，自己也会快乐！
文献
雷庆瑶 （2013）。《我心飞翔——雷庆瑶》，人民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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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有光简介：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。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（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）经济学学士学位，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（Reader），1985-2012年任讲座教授（personal chair）,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（Emeritus Professor）。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，于1986年被选入Who’s Who in Economics: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-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,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—杰出学者（Distinguished Fellow）。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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